这是一个漂泊的时代，连一个9岁的女孩也敢“漂”起来。报道说，8月末，9岁的南充女孩小希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从家里拿了1000元现金，带着户口簿，从南充老家出发，独自经过4次转车后，到达2000多公里外的福建省莆田市，那里是她爸爸妈妈打工所在的城市。对于这次疯狂的历险，小希的解释很简单：她想爸爸妈妈了，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小希的“漂”是要和爸妈在一起。然而这种“漂”却让人很担心，一个人从镇上坐车到南充，再换车到达州，由达州到福州，再乘大巴到莆田，晚上11点小希才敲响了妈妈宿舍的门，独行2000多公里。女儿平安后，吴女士在微信朋友圈写到：我想说，熊孩子，感谢你平安无事，你给爸妈上了最重要的一课，爸妈会好好反思，是我们对你的关心远远不够，对不起，宝贝！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其实要反思的不仅仅是这对夫妻，是我们这个社会，是千千万万身为父母的人，因为中国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青少年与父母接触越频密，其学坏的几率就越低。这是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发布社会蓝皮书中的一句结论。(2015年9月6日《新快报》)问题是这6000多万留守儿童能有多少时间与父母亲密接触，大多父母只能春节赶回去和孩子团聚，一年到又能和孩子吃多少餐饭？

　　这是一篇刺痛人心的新闻：《湖南邵阳现“无妈乡 130多个孩子没妈妈》，没妈妈的孩子像根草，那个叫黄荆乡的地方，仅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中，就有132个孩子处于“失母”状态——除了母亲正常死亡，其中有116个孩子的母亲因为逃婚或改嫁离开了他们。(2015年8月10日《羊城晚报》)黄荆乡自然条件恶劣，许多村子连喝水都困难。地方的穷困是这些妈妈离开的主要原因。而最令人痛心的是，这些“失母儿童”从此失去了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他们的幸福哪里找？

　　“无妈乡”的孩子飘零无依，这只是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中一个缩影。更多的情况是，很多地方的孩子也在父母外出打工，长期留守的情况下生活，处于一种“家缺失”的状态。他们的父母们可以说是身在城市，心在农村。而他们呢，是身在农村，心在城市，因为他们的爸妈在那里。要不小希咋会一人独“漂”2000多公里，到爸妈打工的城市？留守儿童的父母们为了挣更多的钱和让自己的孩子拥有更好的生活，而漂泊离家谋生，却把留守孩子对完整的家的渴望给抹杀了，这相行的悖论，怎么能不让人唏嘘呢？我们不会忘记《世上只有妈妈好》歌词里唱到的：“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那些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不但像根草，缺失亲情，还容易学坏，走上犯罪的道路。

　　记得作家徐则臣在谈及自己写的《耶路撒冷》一书时说过，漂泊感，这应该是现代人的特征。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融不进的城市，关注回不去的故乡。然而，我更为关注的是那些处于这个“漂泊时代”，却“没有家”的留守儿童们。

　　这些留守的孩子，有多少能受爷爷奶奶管教？应该说，叛逆的孩子占了大多数。由于原本就缺乏的完整的家庭教育，加上落后的乡村教育资源，孩子的教育也就可想而知。对于处在成长关键期的儿童来说，缺乏父母的陪伴与管教，心目中对“家”的认同与父母情感的维系将逐渐减弱，难以形成健康的人格，容易变得冷漠自私，严重的还会撕裂，将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

　　教育层次不够，留守经历在前，这样的氛围更容易激发他们的戾气。我们不会忘记，贵州毕节14岁少年张启刚带着三个妹妹服下农药自杀的惨烈悲剧；《阿星的“抢就像风俗一样”再次令人震惊》是我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主人公阿星也曾是留守孩子，但他的村庄却是一个以“出产砍手党”闻名的村庄。阿星说，在他们那里，抢就像风俗一样。阿星们的犯罪几乎都受到“抢劫”环境的影响。

　　漂泊时代，加剧了乡村人口结构的失衡，也带来亲情的断裂和乡土认同的迷失，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凋敝和“荒漠化”。尤其是这些曾是留守而辍学的孩子，一旦迷失了方向，就成了社会问题，还可能成为害群之马。

　　漂泊时代，留守儿童身如浮萍柳絮，成长带来的阵痛谁能来抚平呢？

　　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近些年来急剧下滑，从最高位2007年的14%降到今年第二季度的7%。这样的下降在相当程度上也许是正常的或者说是周期性的，但总不免让人担心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优势还在吗？如果在，究竟在哪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理解是什么造就了，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三十年里年均增长10%的发展奇迹。

　　中国经济真是体制优势吗？

　　不少人相信这个奇迹要归功于中国的强势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但二战结束至今七十年来，实行过类似模式的国家其实不在少数，却鲜有达到持续高速增长效果的，只有东亚地区是例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以为东亚国家(地区)在体制和政策上恐怕没有特别的优势——毕竟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在各自快速发展的时期，所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都不尽相同。

　　即使有什么体制优势的话，也应该是很容易模仿和学习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模式。很难想象，七十年来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几个东亚国家(地区)发现了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政策，其他国家不仅没有发现，连模仿都不会，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只出现在东亚国家(地区)应该不是个巧合，如果不是体制的原因，也不太可能是地理、气候的原因，那就只能是人的原因了。众所周知，东亚人民历来崇尚勤俭、重视教育和学习——也许正是这个起源于中国的共同的文化，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物质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以及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上，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文化影响经济的观点要追溯到社会学的老祖宗马克斯韦伯，虽然他的新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的著名论断或许不完全正确，但是他所特别强调的文化价值——勤劳和节俭——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应该没有多大争议，而这恰恰也是中国(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社会学家和其他文化学者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儒家文化是产生东亚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但是经济学家的职业习惯，让他们不愿意承认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毕竟，如果中国文化那么有利于经济发展，为什么我国的经济腾飞只是发生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呢？

　　确实，再好的文化也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没有好的制度和政策也无济于事。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显然是中国得以快速崛起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但我们也不能无视的是，许多同样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的腾飞！

　　事实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1980年代以后都推行了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然而，无论是拉美还是非洲国家，过去二、三十年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比1980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前更快，事实上还更慢了。

　　不管是制度还是文化，最终都是通过影响一个国家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的速度来影响经济增长的。中国文化中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价值取向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勤俭，一个是重视教育，前者涉及物质资本的积累，后者涉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涉及技术进步的速度。

　　中国人有多勤俭？

　　常常有人说中国经济发展好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勤劳。但是勤劳本身其实只影响到产出的水平而不是产出的增长率。一个勤劳的农民比不勤劳的农民每年可以多打点粮食，但如果没有积蓄，照样不会有增长。勤劳只有与节俭结合起来才会导致经济增长。用经济学的语言讲，勤俭的作用是提高储蓄率，而储蓄是资本积累的前提，储蓄率低的国家资本积累速度也慢。(那些主张中国应该转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的人有必要温习一下基本的经济增长理论。)

　　勤俭持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应该没有争议(如《左传》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但别的国家的文化真的不如中国更强调节俭吗？

　　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的结果，东亚人民对节俭这个价值观的传承似乎确实更加重视。该调查中有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在家里培养孩子学习下列哪些品质更重要？”要求在十一项品质里选五项。在历次调查有数据的六十个国家(地区)中，韩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被调查者中认为，培养孩子节俭的品质更重要的比例都是名列前茅的(历年平均的比例分别是61%、58%和57%)，中位数国家的这个比例只有35%，最低的国家尼日利亚的比例只有12%。

　　东亚人民不只是口头上重视节俭，实际生活中储蓄率也的确比较高。除了少数以石油为主要产出的国家以外，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新加坡的国内总储蓄率，在过去三十年里一直都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过去二十年(1993-2013)的平均国内总储蓄率最高，达到42%，中东和北非地区是27%，南亚24%，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9.5%，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只有17%。

　　高储蓄可以加快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不是经济长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人力资本的作用可能更加重要。从广义上讲，人力资本包括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健康乃至价值观，但经济学家在衡量人力资本时，通常只用教育水平作为指标。人力资本既有直接增加产出的作用，更有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学习已有技术的能力，这就对人力资本水平有一定的要求。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最主要的途径，而东亚国家特别重视教育这一点几乎是世所公认的事实。

　　中国人有多重视教育？

　　不过，从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以及人均受教育年限来看，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都并不突出。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里用于公共教育上的支出不断增加，人均受教育年限也有显著的提高，但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因此而加快。所以，有学者指出，教育质量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哈努谢克(Hanushek)和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沃斯曼(Woessmann)两位经济学家利用国际性的(中小学)数学与科学考试成绩的数据，构建了一个具有可比性的七十多个国家的所谓“认知技能”(cognitive skill)指数，通过比较各国同龄的学生在相同的受教育年限里所获取的知识和技能的多寡，来衡量各国教育质量的高低(见表1)。

表1表1

　　他们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其认知技能指数高度正相关。根据他们的数据，所有东亚国家(地区)的这个指数都名列前茅，更是遥遥领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日本是二战之前实现工业化的唯一的非西方国家，为什么二战之后除少数欧洲(包括以色列)和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以外只有东亚四小龙成功加入到了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以及为什么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表1. 部分国家(地区)认知技能指数

　　其实，不只是中国(东亚)的学生在国际考试中成绩突出，就是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以华人为代表的亚裔学生的学习成绩也特别优秀。这是为什么呢？是亚裔学生天生就更聪明呢，还是他们学习更加勤奋呢？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谢宇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在2014发表的一项重要研究中发现，亚裔美国学生的学习成绩超过白人学生的主要原因不是智商更高，而是更加努力，而这又与亚裔家庭的文化有关，亚裔家长更相信后天的努力而不是先天的智力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从中国文化上来看，我们确实更加强调勤奋，而不是天资。天道酬勤、勤能补拙、业精于勤等成语都是讲的这个道理。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典故也都是褒扬刻苦学习的品德。这种强调勤奋学习的文化最终就会体现到孩子的学习压力上。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1年的一项多国(21个国家)民意调查的结果(见表2)，中国的受访者中有68%的人认为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太大——这个比例在所有参加调查的国家中是最高的；只有11%的人认为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不够。

　　美国则刚刚相反，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太大，而有64%的人认为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不够。

　　这并不是因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多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大，其他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的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比中国就要小得多，例如巴基斯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的这个比例只分别是32%、20%和13%。

　　日本虽然早已是发达国家，但学生学习的压力也还是很大。根据皮尤中心2006年所做的类似的调查，日本的受访者认为本国家长给学生太大学习压力的比例也高达59%。

表2表2

　　看来真的没有免费的午餐！谢宇教授和他的合作者的研究也发现，来自家长的期望和压力虽然使美国的亚裔学生更加用功、成绩更好，但并不更加幸福。事实上，亚裔学生比白人学生心理健康程度相对更低，与父母的关系也相对更加疏远。同样，中国的众多学子也在埋头苦读中牺牲了青少年本应享有的快乐时光。

　　除了儒家文化以外，犹太文化也以重视教育著称。犹太教在两千年前就规定所有的父亲都必须在儿子六七岁的时候送他们去上学，让孩子们学会阅读希伯来圣经，犹太人也因此成为近代之前识字率最高的民族。

　　基督教新教文化也颇重视教育，因为马丁·路德在五百年前发起新教改革运动时就要求每个基督徒能够自己阅读圣经。

　　儒家文化、犹太教和基督教新教文化使得接受教育、勤奋学习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规范，而不纯粹是家庭和个人的自由选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殖民统治之前没有书面语言，更谈不上学校教育和考试制度，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重视教育的传统文化。

　　儒家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并没有让中国成为现代科学的发源地，恰恰相反，科举制度以及专注于儒家经典的教育也许是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重视教育的文化精神一旦用到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上，其所迸发出的力量已经使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一点与犹太人的情况颇为相似。犹太民族对近代科学革命并没有什么贡献，但是他们一旦将学习的热情从宗教经典转移到世俗的科学技术上，一两代人之后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可以预期，几十年后，世界一流科学家的名单里也会有众多中国人的名字。

　　推崇或批评中国模式都高估了制度的作用

　　既然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不在于中国实施了什么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政策，而是在于中国传统的勤俭节约和高度重视教育的文化，那么无论是推崇还是批评中国模式的观点都高估了制度的作用。

　　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所形成的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固然不可能发生，可是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并不完全在制度上。经济政策和体制的变化当然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但在大体正常的(非极端的)制度环境下，文化上的比较优势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可能起了更加根本性的作用。

　　也就是说，给定同样的体制、政策和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由于文化的优势会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增长更快。毕竟，即使是7%的增长率仍然是世界领先的发展速度——世界经济总量的增长率只有1%，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增长率也只有3.5%。

　　由于文化优势不会在一两代人内消失，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保持乐观，也有理由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也会像其他东亚经济体一样顺利加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

　　广场舞近些年来在中国，无疑已经成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群众运动了，每块有限的广场空地上，都充斥着大妈大爷———当然，主要是大妈———矫健的身姿 和魔鬼的步伐。而且可喜的是，广场舞大有走出国门扬我国威的态势，早已成功地占领过莫斯科红场、巴黎卢浮宫广场，美国自然也不在话下。广场舞某种程度上已 经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最成功的文化项目了。

　　在这种强势发展态势下，官方也日益重视起来，近日，文化部、国家体育总局、民政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要求大力宣传广场舞工作的好做法、好经验，树立一批优秀广场舞工作者典型、广场舞领头人 典型、广场舞团体典型。如此看来，表面和谐欢乐的广场舞，在这些年为各种争地盘、抢舞伴、拼音响等而产生恩怨情仇之后，又要迎来新一轮血雨腥风的江湖争斗 了。

　　事实上，我个人一直认为广场舞是中国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是继武术之后，又一个能够为中国代言的形象，这从每一个第一次看到广场 舞的歪果仁（外国人）都会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而可见，他们通常直到学个一招半式后，才会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地离去，我知道，从此以后，他们就将沉沦于深 奥复杂的中国舞术体系而不能自拔。

　　奇怪，怎么说起了歪果仁。哦，既然说到这，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广场舞在中国能够火遍每个角落，而且就算走向世界了，也只有中国大妈独舞呢？歪果的大妈大爷就这么内力不济不能领会掌握吗？这个问题的回答，还需容我装个渊博。

　　其 实在欧美这些老龄化程度深的国家，上了年纪退休，相当于是人生第二春的开始，除了继续干点活的之外，有点积蓄的就到处游山玩水，或者写写回忆录、学点感兴 趣的新玩意，恋个黄昏恋，等玩不动了就把自己送去养老院。所以看起来这些大妈活得比较自在，她们才不帮子女带孩子，把自己锁在家里。可能有人认为他们家庭 观念不一样，那就看看和我们文化接近的韩国和日本。首尔街头，满街跑的出租车司机，绝大部分是五六十岁以上的大爷，日本也同样如此。在日本，很多地方都可 能看到，比如东京大学校门对面的一个小餐馆，就是一对大爷大妈，一个后厨做饭，一个前台服务，当走路都颤颤悠悠的大妈端着一盘子饭菜给你的时候，你都会怀 疑自己是不是在虐待老人。

　　反观中国的老年人，人生极大的常态“事业”就是抚养第三代，而由此产生的系列反应就是，子女没有结婚的就 不断催婚逼婚，结婚了的就催早点生孩子，直到你顺利完成任务，二老就乐呵呵地开始他们不见天日的忙碌和操心了。所以中国大妈很伟大，可赞可爱的同时，却又 可叹可怜，她们没有了自己的生活追求和精神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事业梦想似乎就只剩伺候后代了。

　　所以，在每一个广场之上，当大妈们无数次踏着欢快的神曲节拍，我们看懂了节拍之下深埋着的忧伤了吗？我们知道她们每一次激情迸发背后的无奈吗？其实她们才是用生命在深刻地阐释一个年轻人天天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道理———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核心提示：在被问及他居住了两年的俄罗斯的人权状况、特别是俄当局对互联网的管控时，斯诺登表现得很悲观。他说：“让人失望，令人恼火。”

　　参考消息网9月7日报道 外媒称，美国人爱德华 斯诺登9月4日批评俄罗斯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他在俄罗斯避难两年，却说“他从未想过去”那里。

　　据法新社9月5日报道，曾为美国国家安全局雇员的斯诺登，因为揭露了美国的大规模监听计划而遭到通缉。5日在挪威莫尔德，斯诺登被授予“比约恩松言论自由奖”，他通过视频连线发表了获奖感言。

　　报道称，在被问及他居住了两年的俄罗斯的人权状况、特别是俄当局对互联网的管控时，斯诺登表现得很悲观。他说：“让人失望，令人恼火。”

　　斯诺登说：“俄罗斯政府内部决心越来越多地管控互联网、管控人们看到的东西，包括他们私生活的某些方面，决定一人对另一人表达爱意的哪些方式是恰当的、哪些不是，这不仅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也是任何政府都不应当扮演的角色。”

　　斯诺登提醒说，他并非是自己选择住在俄罗斯的：“我从未想过要去俄罗斯，这从不是我的计划。我只是从俄罗斯过境，目的地是拉丁美洲。不幸的是，我的护照被冻结了，被美国注销了。”

　　斯诺登2013年5月离开他在夏威夷的工作岗位，在香港对英国《卫报》记者揭露了美国监听计划。他说，离开香港前往俄罗斯是维基揭秘网创始人阿桑奇向他建议的。

　　“我认为他的初衷是好的。他首先考虑的是我的安全，他希望保护我手中的资料。但是对于我来说，问题在于我对于自己的安全、自我保护并不在意。”斯诺登强调，“我从未预料到自己现在还是自由的，我本以为会是在狱中。”

　　斯诺登批评所有对他和他的支持者提出的接纳他的申请置若罔闻的政府，他提到了一些西欧国家包括挪威，还有拉丁美洲国家和加拿大。

　　报道称，斯诺登说，“我向21个国家提出了避难申请……它们全都保持沉默”，拒绝处理申请，因为不是在其本国提出的。“事实上俄罗斯是我提出避难申请的最后几个国家之一”